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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都得确保金融体系自身健康

  许小年  上证观察家

  这次我国央行存、贷款利率、准备金率三率一起调整,更多是从世界各国协调一致的行动来考虑的,真正从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来看,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候调整,专家们是有不同意见的。监管不力不行,但监管过度则是另外一种危险,合理尺度非常难把握。在当前,既要堵上监管的漏洞,又要防止过度监管抬头,过犹不及。

  这次全球联手降息应该说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世界各国央行联合降息,是为了向全球金融市场送去一个信号,在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面前,各国政府准备将比以往更好地协调政策,争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应该说,这个信号对市场信心支撑的作用要大于它的实际作用。因为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符合各国根本利益,所以对此协调一致的行动是非常必要的。

  货币政策有两大目标,第一大目标就是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一般来讲货币政策主要的作用是定位在这方面的。现在出现的是一种非常的情况,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类似于2001年的“9.11”恐怖攻击,金融体系发生大振荡,这时候央行的作用是作为自由贷款人来稳定这个金融体系。但是一个金融政策要服务两个目标经常会引起冲突,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种冲突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所以,应对金融危机,我个人认为降息不是主要的手段。

  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初期,我们看到美联储就采取了减息的办法,但是并没有阻止次贷危机在美国的扩散。随着危机的逐渐深入,美联储最后不得不推出庞大的财政救援计划,以求清除不良资产。显然,恢复市场的信心,使金融体系稳定运行,仅靠降息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手段是尽快地恢复市场信心。为了恢复市场信心,必须解决存在于金融体系中的大量的次贷资产,这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一定要把这颗定时炸弹拆除。

  这次我国央行存、贷款利率、准备金率三率一起调整,更多是从世界各国协调一致的行动来考虑的,真正从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来看,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候调整,专家们是有不同意见的。

  这场危机能够总结的经验教训非常多。次贷之所以产生,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在上一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主政的后期,特别是在“9.11”之后,美联储放出了大量的多余货币,破坏了整个金融市场上的风险收益平衡。现在出事了,大家都说华尔街太贪婪了,其实资本市场上谁不贪婪?问题在于一定要有另外一个因素去平衡,那个因素就是恐惧。为什么这些人只有贪婪没有恐惧?因为整个市场环境、资金成本被美联储过度的货币供应给扭曲了,当过度的货币供应造成了到处都是泡沫的时候,就只有贪婪没有恐惧。恐惧一定是到了泡沫破灭的时候才会有。为什么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失控,这是美国货币政策制度设计上将来要总结的重大教训。

  谈到监管,美国监管当局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确有疏漏的地方,有很多新的金融产品连一些最基本的监管都没有,但是别忘了,过度监管也是另外一种危险,那会窒息金融市场的活力。因此,监管的合理尺度非常难以把握。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既要堵上监管的漏洞,又要防止过度监管抬头,过犹不及。

  让我们感到很幸运的是,因为前几年抓了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组、上市,按照国际标准建立起一套风险管理体系,这些工作都做了。如果这些工作前几年没做完,如果我们的银行还背着百分之几的坏账,那今天的状况将不堪设想。因为有了这套已经建立起来的风险管理体系,因为我们的金融机构在美国次贷资产上的投资,从目前所得到的数据来看还是有限的,完全在金融机构能够管理的范围之内,所以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全球的金融动荡对中国的直接冲击很有限。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要保证我们金融体系自身的健康,这是抵御外部冲击最根本的保障。

  我还想再补充一下,除了我国在次贷资产上的风险比较小以外,现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本比较充分,即使这些投资出现损失,仍有足够的资金把这个窟窿堵上,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作用,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应该说,美国次贷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影响较大的还在后面,不是直接的冲击,而是间接的冲击。当三大经济体的经济一起陷入衰退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将会深切感受到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影响。过去几年中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海外市场对我国GDP的贡献,从几年前的5%上升到2007年的9%,已经是全球最高的比例了。

  我们得赶紧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过度地依赖外汇需求、过度地依赖投资尽快地转到消费上去。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只有35%,而其他国家都在70%以上,我国居民消费太弱了,潜力非常大。为了刺激消费,可以继续减税,企业的税赋太高,老百姓的税赋也太高,要还税于民,老百姓有了钱才能消费,才能拉动经济。人总是有惰性的,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很不情愿做出一些改变。现在,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碰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就迫使我们思考如何把外部需求和投资拉动尽快地转移到国内消费拉动上,如何把过分地发展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可以制造更多的就业。

  随着外部需求的减弱,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要放慢。但即使放慢,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不过,增长放慢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业。在经济增长放慢时,到哪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答案就是服务业。所以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一定要想办法调整产业结构,设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期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同时,尽最大可能维持社会稳定。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央视经济频道“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中的访谈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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